至于私下派人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是直接成为了都察院的年轻御史们和六科的年轻言官们用来刷战绩刷声望的最佳目标。
就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傍晚，兵科给事中方士亮，赶在宫门落锁之前，率先上书弹劾陈新甲与清虏“私主和议”“通款卖国”。
崇祯皇帝得知消息，很快就看到了弹章，大惊之余，连夜下令锦衣卫找来在京中已经广为流传的几家抄报。
一看之下，又惊又怒。
让他愤怒的，并不是这些民间抄报房胆大妄为，公开抄录售卖朝廷文书。
毕竟这种事情早已有之，朝廷政令公开，乃是惯例，宫门抄也好，邸报也好，本来就是公开让人传抄的。
所以真正让他气不打一处来的，是兵部尚书陈新甲没有做好保密。
明明议和条款报上来之后，自己的朱批上谕，只有陈新甲知道，现在却传的沸沸扬扬，你陈新甲是干什么吃的？
但是也看到弹章和民间抄报后，夜色已深，也不好处置，于是留中不发，暂时压了下来。
至于崇祯皇帝自己，则是辗转反侧，气呼呼的一夜没睡好觉。
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朝，一开始，吏科给事中马嘉植在殿上直接站出来，手拿自己的弹章和收集到几家抄报，以一个七品吏科给事中的身份，当面弹劾兵部尚书陈新甲“祖宗之土，一朝尽弃，当斩”。
此时的陈新甲，已经得知了泄密的事情，也大体搞清楚前后原委，知道责任在己，正惶惶不可终日，寻机向崇祯皇帝请罪呢。
因此，面对给事中马嘉植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当面弹劾，陈新甲羞惭满面，有口不能言，到最后只能朝着皇帝叩首请罪。
满朝文武大臣一看这样，马上群起而攻之，在殿上的御史、言官们更是竞相出列弹劾他辱国、误国，一些平日不和甚至往日有仇的官员们也纷纷落井下石。
整个早朝，都变成了对陈新甲的弹劾之会。
虽然多数人只是弹劾和抨击陈新甲，完全没有牵扯到崇祯皇帝本人的意思，但崇祯皇帝自己心里有数，此事追究下去很快就会追到他的身上。
于是早朝开始不到半个时辰，崇祯皇帝就喝令退朝，然后拂袖而去。
当天中午，崇祯皇帝下了一道旨意，严厉斥责了陈新甲，要他居家思过，给自己和满朝文武们一个解释。
直到此时，崇祯皇帝也还没有要治罪陈新甲的意思。
以往他所信任的大臣，被御史言官们群起弹劾的事情，他见多了，也并不多么在意。
面对这种情况，他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堵上大臣们的嘴，怎么撇清自己身上的责任，总之自己的英名不能受损。
但是，很快，陈新甲自己的骚操作开始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陈新甲上折请罪，但在他的请罪奏折之中却把当初崇祯皇帝派人赐给他的那一道准许他在与清虏议和时“便宜行事”的上谕写了进去。
同时把他已经查清楚的书办与家仆泄密之事一并公开了出来，把责任推到了书办与家仆身上，而他自己的罪过只是治家不严而已，同时请求皇帝宽宥。
与此相应的是，崇祯皇帝明确下旨，让陈新甲居家思过，但他居家却不“闭门”，频繁联络同僚上书为他开解“罪过”。
他让户科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人为自己上书说话的时候，直接向这些人出示了崇祯皇帝曾经赐给他的上谕。
并请这些关系好的同僚们放心，说外间的那些御史言官们之所以弹劾他，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议和这样的事情是皇上的意思，他只是奉旨行事。
而且议和条款皇帝已经批准，意外泄露是家仆的责任，再说议和条款早晚要公开，他的罪过并不大。
廖国遴、杨枝起等人听了恍然大悟，他们当然相信这是皇帝的旨意，也相信陈新甲只是给皇上背了锅而已，只要有人上书营救，皇帝有了台阶下，自然一切都好说了。
于是他们纷纷上书，不仅认为陈新甲奉旨议和无罪，而且还谈下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议和条款，今后每年可以为朝廷在关外省却百万粮饷。
也就是说，不仅无罪，而且有功。
只是他们忘了，一旦把这个事情牵扯到崇祯皇帝的身上，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这就等于是陈新甲要“攀咬”君父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崇祯皇帝在看到陈新甲的请罪奏折之后，怒不可遏，等他又读到户科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等人营救陈新甲的奏折后，直接下旨给锦衣卫，当日傍晚就将陈新甲下入狱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