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崔祐甫来了，薛白摇了摇头，看向一脸茫然的杜五郎。
“我打赌，他要来劝朕‘不可操之过急’。”
“啊？他怎么知道的？”杜五郎道，“这都还没开始呢。”
“春江水暖鸭先知。”薛白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无非就是那点计较。崔家家大业大，不会公然忤逆朕，无非是低头服软，阳奉阴违。再借机把消息放出来，让那忠耿之臣给朕施以压力。”
朝议经历得多了，每天就是类似这样的扯皮，薛白不用听已知崔祐甫要说什么。
那自然是懒得召见，略略思忖，他批了一张条子，让宦官递给颜真卿。
“崔祐甫就不见了，把这个送到中书省。”
“遵旨。”
杜五郎在旁看着薛白从容处置此事，避免了像以前那样与朝臣一番争执，不由小声道：“陛下更老道了啊。”
“毕竟也是熟练工了。”
乾元门外，崔祐甫等候了半晌，愈觉心焦，却也没得到天子召见，而是颜真卿让人来唤他过去。
中书省离得不远，穿过西华门就到了。
经历了几番战乱后朝廷才真正用到洛阳的官署，一直在慢慢地整修，中书省外就有匠人正在给宫墙刷红漆。
新鲜的颜色垂直地刷下来，盖住了那陈旧、熏黑的旧颜色，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崔祐甫见了这一幕，莫名感到有些放松，竟是驻足观看了一会，原本的焦急之感也缓和了些。
走进官廨，颜真卿正站在桌案前慢吞吞地打拳，见他来，以眼色示意让他再稍等会儿。
崔祐甫原以为是五禽戏，观摩之后发现不是，不免好奇询问。
“是前阵子圣人教的，称为‘八段锦’，说是有疏通带冲二脉、治腰颈劳疾之效。”颜真卿收了动作，缓缓道：“我原本不信，心想圣人不过多大年岁，安知养身之法？可练了以后，发现竟真有奇效。”
说罢，他自嘲着笑着，若有深意地感慨道：“许多事亦如此，我仗着年岁大，总说年轻人做得不对。实则，凡事得做了才知道，你说是吗？”
话题也就随之进入正题了，崔祐甫沉吟道：“我听闻杜五郎做了一件很荒谬的事。”
“哦？”
“杜五郎从寿安崔家带走了一个奴隶，称要让他考科举。世间贱隶多是饭都吃不饱，能识字者不及万分之一，此事毫无意义，反使今年的乡试成为笑柄。”
颜真卿道：“正因为荒谬，才可打破世人对科举的‘既定印象’，让那些对朝廷失望、觉得怀才不遇的寒门、庶族子弟们重拾信心。”
崔祐甫道：“我怕这只会让真正有才学之人耻于与贱隶为伍、耻于科举啊。”
“如此更好，朝廷只要唯才是举，考校出的岂非都是心系贫苦百姓之人。”
“颜公啊。”崔祐甫无奈道：“此事说得再官冕堂皇，说白了，还不是圣人的一己好恶。”
“你是这般以为的？”
“圣人年少时的经历如此。”崔祐甫道：“他曾藏匿保身于奴籍，对贱隶有好感；他以科举晋身，故而想要人人能科举，可我等执政，不可如空中楼阁。贱隶不曾读书识字，所求不过温饱而已，朝廷修改唐律，原本贱籍奴隶可买卖，改为三年才可买卖；原本杀有罪之奴婢杖一百，改为徒五年。如此，方为脚踏实地、徐徐渐进之法。”
他自知说的多了，道：“颜公，我并非要为崔家说话。若真是出于维护崔家，我不必如此犯颜直谏。”
“我知道。”颜真卿点点头，道：“可圣人想要下猛药啊。”
“我反对的就是猛药。”崔祐甫问道：“颜公近来为何许多事都站在圣人那边？”
颜真卿感慨道：“那也得是圣人有理才行啊。你曾是寿安县尉，我问你，你在任时最大的政绩是什么？”
“若不算我与圣人一起办了偃师的漕运大案，便是征税了。”
崔祐甫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朝廷衡量地方官政绩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税赋，而县尉的本职之一就是催税。
“我在任期间，清点田亩、开垦荒地、修整吏治，使逃户归乡耕种，按时缴纳的租庸比前一年多了三成……”
“你看看这个。”颜真卿递过了一撂厚厚的公文，“你的功绩是不假，可你离任后不到一年，那些田亩与民户还在吗？”
崔祐甫接过，仔细翻阅，发现自己在任时缴纳的赋税数字颇为突出，是前后数年都没有过的。再看田亩，亦是如此。
看起来，就像是继任他成为寿安县尉的是个庸才，不到一年，就把原来回归乡里的农夫逼走了。
再往下翻，寿安县在册的耕田数量在开元七年达到最高，之后就在逐年下降，到了天宝五载，就已然比高宗年间还要少了，而上缴的租庸调却还在增加。而他在任时带来的增长，对比开元年间，只算九牛一毛。
“你当年的功绩，是高门大户给你送的礼。但改变不了那些百姓的命运，你走没两年，他们又全都拿回去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颜真卿说着，也想到了自己任长安县尉那些年，缓缓道：“徐徐渐进虽好，但也容易被蒙蔽，被阳奉阴违，大唐开国已久，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非大刀阔斧则不能示朝廷之坚决。”
崔祐甫道：“大唐并未到需要大刀阔斧的地步。”
“我们要的不是维护安稳，而是中兴，是治理出一个更加辉煌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