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大明的问题之后，朱祁钰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但在这之前，还需要把地方的收支问题搞清楚。
万历时期，大明两京十三省财政收入占比：
北直隶640，山西1308，山西934，四川201，云南046，贵州009，广西070，广东201，湖广475，江西515，福建176，浙江709，南直隶2041，河南921，山东1755。
可以看出，税收的大头还是在南直隶和山东及山西三省达到5104，超过了一半。
然后是陕西、河南、浙江和北直隶，四省加起来3204，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以上七省的财政收入达到了8308，占据了绝大部分。
剩下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广、江西和福建八省加起来只有1692，还没有山东一个省的多。
由此可见，明朝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
另外就是山河五省的负担太重了，特别是陕西和山西。
明朝的山河五省，也就是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和陕西，税收的重担几乎压垮了那里的百姓。
明朝的税制，本来就对农民极不公平，往往是富不出力，贫多担税。
北方的土地本就不如南方肥沃，军队种田的效率自然不高，时间一长，原本可以种植的土地也因为过度耕作而变得贫瘠。
严重的是，由于北方地区与蒙古和后金接壤，这里的军队数量特别多，屯田的面积也就大得惊人。
明朝初年，屯田面积曾达到了近9000万亩，但百年后的实际耕种面积却减少了四分之三。
这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这些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成为了防御外敌的前线，军事开支自然高于其他地区。
由于长期的战争和过度的屯田，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受限，百姓们的生活水平远不如江南等地区。
但即便如此，当朝廷需要征税时，这些地区的百姓仍旧是首当其冲的对象。
明朝的百姓生活在何种压力之下。
他们既要忍受外敌的侵扰，又要应对内部的榨取，真可谓是外有强敌，内有贪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朝廷的政策，往往因为忽视地方实际情况而导致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这种从上到下的压迫和榨取，最终导致了明朝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也为其最终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政策制定时的地方考量，如何平衡地区发展的不均等问题，以及如何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的税收系统等。
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需要有一个合理、公正的内部管理系统。
当这个系统出现问题时，无论外部多么强大，内部的腐败和不公正都会逐渐侵蚀这个国家的根基。
朱祁钰觉得税收政策也要搞好平衡，不能过度的搜刮百姓的财富。
另外，经济法则也要尽可能地平衡。
当然，以大明现在的社会发展，想要平衡发展经济是很难的。
首先，交通这块就极大地阻碍了物资的流通，物资交流起来非常困难，又比较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