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4年6军改革完成后，左念微便逐渐转移了自己的工作重心，毕竟和平时期国防压力比较小，确定基本方针和大方向之后顺其自然就够了。
而且间战期的武器发展、战术讨论本就是1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在产生影响巨大的战术战略和武器装备的同时，哪个国家没有1堆工业垃圾？哪个国家不走点弯路？
只要不太离谱的，尽管去搞，智者千虑，必有1失，即便是穿越者，也不可能事事都能把握，除非是智库穿越了，而且还穿成了尤里。
反正国家还是有点余财的，只要工业健全、制度完备、部门清廉、人才充足，科研花钱也真的不算多。
而且，军事和政治归根究底都是受经济因素主导的，谋取利益通常是战争的基本动机，民众的愿景也往往是以此过上好日子。
但能直接过上好日子，没人会希望打仗。
左念微的主要职务包括总参谋部总长、联邦会议荣誉总裁和国会荣誉总裁，带个“荣誉”头衔，这官也就可大可小了，按照左念微的身份，凡事自然也就都能过问两句。
再不济，闲着没事干也能去跟国会里的那群议员互喷，推动推动政策的推行。
大萧条的解决办法千头万绪，未雨绸缪的各个方面中，分配总是其中的关键，这方面的调节暂时还不需要左念微太烦心，中国在各国中都是走在前列的，在危机爆发时，1个健康的大政府至少不会出现瘫痪。
除此之外，金融方面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推手，这方面属于硬伤，并不是某个国家就可以改变的。
银行业以央行的调控和管制为主，严格控制银行的准入，同时对投机投资进行管控。
这方面干的自然是很不资本主义，在这个时代是要受到口诛笔伐的。
货币方面，金本位制就是各国的拦路虎，在欧战之后，各国都开始对这方面进行1定程度的改革。
从经济角度看，汇兑制和法定单1货币能有效减少市场混乱和换算的麻烦，只有单1货币的情况下，财政部才可以有效通过利率和发行量实现直接干预，从而改变之前的自由式放任增长模式。
不过，汇兑制并不代表可以随便发行货币，货币总量依然要根据金银储备和经济总量来发行。
严格来说，受金本位这种绵延千年的稳定的“量入为出”式的货币政策的固有影响，目前各国使用的其实是1种介于金本位和汇兑制之间的货币政策。
例如在欧战中损失惨重的英国，就强行隔断了黄金和英镑之间的自由兑换，但是英国依然追求恢复金本位制，英镑的价值也依然用黄金来衡量。
这种政策，既用黄金估算货币价值，却又隔断黄金与货币的联系，硬性规定所有交易都必须使用英镑，而在国际贸易中也必须使用英镑或其它国家的外汇，只有在外汇不足时才使用金银补偿。
这种货币政策的好处是可以随时根据国家经济需要进行调整，但需要大量金银储备支撑货币稳定。
不过中国的金银储备还是足够支撑这方面的改革的，而政府也早已经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尽可能的缓解大萧条带来的冲击。
除了货币金融方面的改革管控，导致大萧条的另1条毒蛇——收入两极分化，工人农民生活困顿——也是极为重要的部分。
从社会分配角度来说，自然是通过税收手段来实现，多征富人税，少征穷人税，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都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属于传统的“抑豪强”的范畴和发展。
还有1些不太受人关注的方面，也就是福利体系的筹建。
历史上，各国的福利体系大多在冷战期间才开始建设，在那以前的社会福利和慈善组织限制颇多，社会理念也不认为政府负有救济之责，主要惠及的也是中产阶级。
而中国则略有不同，自古以来都有针对平民百姓的惠民药局等官府救济补助机构，社会也普遍认为政府在这方面负有责任。
但受限于国家发展水平，面对庞大的国家和人口，古时的救济机构也往往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而在欧战之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上了1个台阶，这方面的建设也逐渐有了1定的呼声，左念微本人也主要在推动这方面政策的形成。
社会福利简单来说就是4个问题，1是吃饭问题，2是治病问题，3是住房问题，4是教育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吃饭和看病对于中国来说最难解决，需要花最多的力气。
剩下两个问题则呈现了不同的方向，议员老爷们自然是不会关注住房问题的，同时这方面在政府中的优先级也不比不上吃饭和看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