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这么问吧，在国家危难时，商人们不愿意捐银子捐物资帮助国家渡过难关，而文臣武将们却是有很多捐助家产、带领子弟抗击。
哪怕是国亡了也会自杀身亡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众官员脸色又是一变，额头冷汗都下来了。
哪怕是他们都是正二品的大员，掌控着大明的走向，但此刻听着皇帝的问话依旧心惊无比。
心惊之后则是思考着皇帝的问题。
“陛下，臣以为这是制度性上的问题，科举制度造就了学而优则仕的终身依附关系，官员的功名、俸禄乃至家族荣誉全部系于朝廷，
我们可以说官员是食禄者。俗话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第一个出声的依旧是袁可立：“而商人则是通过商业手段获得利润，与朝廷没有深度的捆绑，是食利者。
食利者往往就有唯利是图，趋利避凶，民间有流传‘乱世购田不如藏金，藏金不如通夷’。”
“陛下，臣以为有道德上的压力！”
礼部尚书刘宗周出班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官集团的自我规训，
朱熹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理念通过《朱子家礼》渗透到官僚阶层，
其次则是史书的编纂权掌控在士大夫手中，《宋史·忠义传》记载478名殉国官员，而商人仅收录一例。
常年累月的对商人看不起，以至于就算是商人忠义，也不一定会被记录。
其三则是商人的道德豁免，儒家‘义利之辨’使商人先天背负道德原罪，反而获得行为自由，这一点是官员们无法做到的。
历朝历代国灭后，新朝建立后当地商人出资建立忠烈祠以洗白自己，然后继续做生意，毫无道德上的谴责。”
“刘尚书所言极是！”
兵部尚书侯恂出班接过话题：“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道德的约束，让官员们处在难以抉择的地步，
新朝若是请他们出来做官，他们做还是不做？
答应做官，那让他们如何面对百姓？如何面对史书？
不做，那就是不给新朝面子，尤其是新朝局势未稳的情况下，官员就是嘴不稳定因素，很可能就会出现登高一呼，山鸣谷应，这是当权者最怕的。
明着不好干掉，但暗地里有的是手段，与其连累家眷，不如自杀身亡。
一来保全了名声，史书留名；
二来保全了家眷，哪怕是新朝统治者也不大会对这种人的家眷动手的，甚至还会表彰，以彰显其仁慈和节气，用以收拢人心！”
“对，除了这些因素外，新朝建立后要休养生息，恢复经济，这些都要依靠商人们，只要在新朝进攻时商人没有竭力帮助旧朝，新朝也不大会对其动手。
甚至说待新朝的势力在城内站住了脚步，送点银子粮食等等，可能还会得到赏赐等等，这种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当然了，也不排除，敌人进城就烧杀劫掠等等，但商人因为其流动性和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中理念，就会对这种很敏感，可能敌人还未到他们就逃走了。
兵荒马乱，找个地方重新落脚就是了，凭借着藏好的银子很容易东山再起的。”
……
“那你们有过为什么百姓在国家即将灭亡时，大多都是选择逃亡而非抵抗呢？”
崇祯见众人分析的差不多了，再次抛出一个问题：“按理说，一个国家的人口数以千万计，敌人进攻的军队也就是十几二十万，远的咱们就不扯了，就以我大明一朝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