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说完，整个大堂瞬间安静下来。
众人皆陷入了沉思之中，时不时有人眼神交汇，彼此交换着无声的想法。
“我家那一千多亩田，绝不可能贱卖。”
半晌，一名官员冷冷地哼了一声。
“田地交易价格确实在下跌，可那不过是因为极少数人被这场风潮吓得失了分寸，不顾一切的拼命抛售田地，才导致交易价格下滑。”
“但这天下间有田有产之人，哪个家境不殷实？任凭田地价格如何跌落，只要我不售卖，谁也无法强迫我。”
“田地乃是祖宗留下的基业，怎能随随便便就低价卖出？这岂不是成了数典忘祖、大逆不道的不孝子孙吗？”
堂中众人纷纷点头，脸上满是认同之色，嘴里附和道：“此言极是，任凭价格怎样下跌，坚决不卖便是。”
“自古以来，就没有将田地贱卖的道理。”
“朝廷若真要收购田地，就理应开出让卖主满意的价格，绝不能强买强卖。”
王佐又微微一笑，道：“各地官府呈报给户部的民册之上，记载大明共有田地约八万万亩。”
“但此前陛下令杨士奇和夏原吉等人，督促全国地方官府重新丈量田地，并且将山川河流等皆纳入统计范围。”
“经过再三仔细核实，测得田地总数约四万万亩。”
“与此前各地地方官府上报的田地总数相比，相差将近一倍。”
“这笔糊涂账，至今都尚未理清。”
说起来，自朱元璋建国以来，大明的田地数量便极为混乱。
地方官府不断派人去测量田地，可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得依靠乡绅的配合。
由于田地数量多寡直接关系到交税之事，关乎自身切身利益，乡绅们自然是各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最终测出来的田地数量，就是一笔令人头疼的糊涂账。
好在大明朝廷征收田租赋税之时，名义上是按照田地多寡来收取，可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地方乡绅“包税”。
虽说难以精确测量出每家每户具体拥有多少田地，但县令或者其他县衙官员站在田边路头瞧上一瞧，对于一个村庄田地的总数，心中便能大概有个数，甚至都无需再去测量。
于是，这个村庄一年该向朝廷缴纳多少田租赋税，也就基本确定下来了。
至于具体到某一家某一户，官府根本不会去管。
反正官府只需找到村庄里最有头有脸的乡绅，责令他负责此事，若完不成任务，便拿他是问。
村子里如何扯皮，怎样将赋税落实到具体农户家中，官府既无需去管，也根本管不了。
更不用说，地方官府为了完成朝廷“垦荒”的任务，还会虚报田亩数量，将许多尚未开垦的荒地夸大其词，算成田亩，上报给朝廷。
如此一来，他便算是治理地方有功，有机会得到提拔了。
朱元璋对这些乱象洞若观火，曾多次严令丈量天下田地，可最终的结果，却依旧是一笔理不清的糊涂账。
各方势力各怀鬼胎，使得丈量工作难以推进，最后得出的数据总是混乱不堪。
到了朱允熥执政时，在田地测量这一难题上，也没能有所突破。
此前他下令开展天下土地测量工作，可最终测出来的田地数量，与实际情况偏差极大，和朱元璋时期的状况如出一辙。
究其根源，田地所牵扯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太过复杂。
地方官员为了仕途顺遂，常常“弄虚作假”，把田地数据当作政绩的“敲门砖”，虚报田地数量以彰显自己治理有方。
被派去办事的衙役们，也趁机浑水摸鱼，为了捞取私利，肆意篡改测量结果。
那些乡绅更是想方设法造假，只为偷税漏税，保住自己的财富。
就连本本分分的自耕农，在这场利益博弈中也未能免俗。
从地方的主政长官，到最底层的普通农民，在田地测量这件事上，竟然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利益共识”。
各方都有强烈的造假动机，谁都不希望朝廷将田地情况彻查清楚，如此一来，田地测量又怎能准确无误呢？
当然，若只是涉及某一块田地的交易，届时再进行测量，倒多半能够精准测定。
但户部所掌握的田地数量存在极大水分，无法作为准确依据，这也就意味着，朝廷若要收购田地，事先根本无法确定所需银钱的确切数额。
王佐此时微微一笑，带着几分复杂难解的意味，开口道：“此前朝廷实施撤藩之举，收回了各地藩王的田产。后来又裁撤卫所军，着手建立新军，顺势将原来卫所屯田也收归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