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乐队队长毕莹可以帮我作证。”
康瑛从头到尾神情无辜，“我被陈喜儿连累，队长说取消破格录取资格，我也没闹啊！我对自己有信心，参加特招我也一样能进文工团，我没必要这样做。”
“我后来跟她打起来，也是因为她实在太过分了。当时大礼堂那么多人，都可以作证。她先动手的，无缘无故就甩了我一巴掌。”
“她还要打队长，差点把人家推下舞台，我肯定要拦着点。”
据康瑛陈述，两人一早来到训练的大楼，陈喜儿找到休息室，就拿出了药包。
康瑛知道是什么东西后，立刻义正辞严的跟陈喜儿讲道理。
她还对陈喜儿说：“你要是这样，我现在就去跟团里的人说！喜儿，以你的钢琴水平，我的唱歌水平，没必要做这些。”
一番争执，陈喜儿最终妥协了。
康瑛趁机把药包扔进休息室的垃圾桶，彻底断绝了陈喜儿动歪心思的可能。
之后两人在团里逗留，想着找领导毛遂自荐，等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才等来了代团。
没想到那么巧，团里还真给了她们机会。
康瑛说：“我当时以为生病是巧合，我们本来就是临时凑数的，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排练上面了，也没有多想。”
谁知两人在大礼堂打架的时候，药包又从陈喜儿身上掉下来，份量还比早上少了许多！
康瑛顿时察觉不对，她太过惊讶，出于本能，直接问了出来。
再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
她最后说了句：“我要是跟她一伙的，都这时候了，说出来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我只是觉得，这种事在我面前发生，我没办法袖手旁观。”
“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
两个人两种完全不同的说辞。
公安一时也有些犯难，审不出来什么，他们打算走访调查。
岑樾将物证药包和医院的检查结果给公安。
他们就去忙了。
这年头没有摄像头这些高科技，查案本来就更困难些。
原本以为要等，谁曾想转机很快来了。
“团长！”
他们刚出了办公室，公安局进来几位女同志。
代团意外的问：“你们怎么来了？”
几位女同志里有人站出来说：“我们听到消息就来了，来作证！”
原来，这几个人早上见过康瑛和陈喜儿。
其中一人说：“我知道凶手是谁。”
她们中有人见过陈喜儿单独进休息室。
“我当时觉得她鬼鬼祟祟的，就多看了两眼。今天团里人多，我也没当回事，想着就是来参观的。”
羡慕她们能进文工团的同志不少，隔三差五就有想跟她们套近乎的人。
最近又有特招，这样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另外一个姑娘说：“代团，那个时间段我俩刚分开，我在厕所撞见了另外一位女同志，她还借给我一块手帕。”
第三位女同志怯生生的上前，“我撞见她俩说话，短发的那个姑娘问长发姑娘干什么去了，长发姑娘没说实话，她说自己去看跳舞，实际上进了休息室。”
出了这样的事，几个人站在一起聊一聊，对一对时间，完整的事情经过基本就出来了。
“团长，我看到过短发姑娘往垃圾桶扔东西，扔之前，她还跟长发姑娘吵架了。”
“长发姑娘很凶，短发姑娘一直在劝。”
几人的证据串联起来，事实一目了然。
一个人还有可能做假证，但这里是四五个人，康瑛没有那么大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