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熊汝霖的陈奏，崇祯满腔怒火被担忧替代，紧皱的眉头能夹死苍蝇。
“难道推行新盐政，错了？”崇祯不由自主地开始自我怀疑。
接着看到一脸从容的云逍，他的心中顿时大定。
开玩笑，叔父又怎么可能会犯错？
熊汝霖还没完，又道出新盐政引发的第三个弊端。
“盐生利，利生枭，枭生害，此为新盐政弊端之三！”
熊汝霖接着一番详细解释。
他所说的‘盐枭’，并非是指私盐贩子。
新盐政推行之后，打破了就有的利益链条，却又重新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利益链。
如今整个盐业生产领域，一共有三种人：盐丁、垣商（制造商）、运销商。
盐丁就是吴盐生这种出力气的苦哈哈，当然不可能是盐枭。
熊汝霖所说的盐枭，指的是其他两类人。
也就是盐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的各种霸头。
当然了，这些盐商的背后都是有背景的，官商勾结，沆瀣一气。
盐枭，把持着整个盐业从生产到销售、定价的全过程。
而且所有制盐的生产资料，都被他们把持。
举个栗子。
制盐，需要卤池、盐灶、锅、敝、柴草、草荡、草木灰的基本资料。
这些东西都被盐商持有，盐民生产盐，必须向他们租赁或购置。
盐民生产的盐，也必须卖给垣商或运销商。
盐的价格，由官府统一定价，叫做‘牌价’。
据熊汝霖调查，两淮盐民卖给垣商的盐，每桶（200斤）牌价仅700文左右，每斤不到4文钱。
这是朝廷的统一定价，按理说，卖到百姓手中，再贵也贵不到哪儿去。
然而事实是，垣商把盐运到扬州的十二圩港，卖给运销商的所谓‘岸价’，每桶高达3500文左右，整整高出了五倍之多。
这还不算完。
盐运到指定的销地，如湖广等省，零售价又暴涨到120文到150文之间，比岸价又高出8倍左右。
也就是说，百姓买盐实际要花的钱，比朝廷定价整整高出了40倍！
这样的价格，比起新盐政推行之前，也相差无几。
由此可见，盐枭从中获取的暴利，是何等惊人？
由于朝廷不再对盐专营，自然也就少收了巨额的盐税。
而辛苦劳作的盐丁，生活也并没有多大改善。
唯独肥了盐商和贪官污吏。
熊汝霖特意计算过，盐民生产盐一桶卖给垣商，仅合小麦一斗数升。
而每生产一桶盐，平均要化5个工，折下来每个盐丁劳动一天，净得小麦2升左右（折合3斤）。
这样的收入，一家人连饭都吃不饱。
同时，盐民烧盐成本，也日益加大。
如今每煎一斤盐，约耗柴草一斤。
盐民向垣商购买柴草，每石定价200文，甚至更高。
这样盐民每生产一桶盐，就要多出成本数十到100文。
除此之外，盐民还有许多额外负担。
盐场有官府派遣的巡监、总巡、巡役。
每个灶户每月，要给他们孝敬的供俸，高达3000文以上。
盐民累死累活，生产的盐，往往连成本都收不回，不逃亡才是怪事。
盐产量锐减，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陛下、国师明鉴！”
“国之大利在于盐，大害在于枭。盐生利，利生枭，枭生害，害进则利退，而国计穷，民生敝矣！”
熊汝霖声泪俱下，朝着崇祯和云逍重重磕头。
四周一片寂静。
孙传庭无奈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