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那里,听着一个垂死的男人一点一点揭开三十年前的旧疮疤。
“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是想让我做什么?”
“两件事。”他指了指床头柜,“那个抽屉里有一份文件。是当年合伙公司的原始协议和转账记录。我保存了三十年。”
我打开抽屉,果然有一个泛黄的牛皮纸信封。
“苏建国以为我手里没有证据。他错了。”
“第二件事呢?”
“救瑶瑶。”他看着我,“她是你妹妹。她从小没有我这个父亲,是她妈妈一个人带大的。她来北城找你,是我的主意。但她后来做的那些事——抢你的男人——不是我教她的。那是她自己的错。”
“她的错不该由你来道歉。”
“我知道。所以我不是道歉。我是求你。”
我拿着那个信封,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
他的眼睛跟我长得很像。同样的形状,同样的深褐色。
“我能不能做配型是医学问题,不是意愿问题。”
“我知道。”
“但如果配上了——我会考虑。”
他的眼泪滚下来。
我转身走了。
没有回头。
从医院出来,我在南方的酒店待了一晚上。
打开周国良给我的那个信封,里面的文件已经发黄,但字迹清晰。
合伙协议。转账记录。银行流水的复印件。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苏建国侵占合伙人资产总计31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