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师古在《汉书·武帝纪》中对“建元元年”作注云：“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
《两汉刊误》中考究，认为年号之始，始于元鼎，而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皆为后来有司所追命。
《资治通鉴·汉武帝元鼎元年》考异：“元鼎年号亦如建元、元光，皆后来追改之耳。”
赵翼《廿二史劄记》认为，年号始于元狩，前者皆为追命。
杨树达《汉书窥管·武帝纪》认为：汉武帝在元狩元年，狩猎获得一只白鳞，大悦，于是下诏改元为元狩，是为年号的开始。
近代学者《汉书新证》认为：《日知录》和《廿二史劄记》所云武帝建元、元光为追记，其实不实。
在《小校经阁金石文字》拓本里，记载有“龙渊宫鼎”一物，为元朔三年造，还有“龙渊宫壶”，元朔二年正月造。
另《善齐吉金录》记载，任器二十四页中，也记有“龙渊宫壶，元朔二年造”。
《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的作者叫刘体智，ah庐江人，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曾任大清银行ah督办、中国实业银行董事，是学者型资本家。
本书所录金文，乃刘氏三十年之所汇集，上自乾嘉旧拓，下至近代出土诸器，搜罗殆遍，最晚收录至一九三三年ah寿县出土楚器。一共辑录了六千五百余件金文拓本，是近代着录金文最为宏富的一部图录。
文物款识一般是当时所记，可以证明建元、元光、元朔并非后来追命。
但是有一个要命的前提，那就是关于龙渊宫鼎、龙渊宫壶的记录，得是真的。
而这两样东西，早已经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当中；所留下的文字，也是清乾隆、嘉庆年时的“旧拓本”，之前所列举的那些“证据”，说一千道一万，也只是历史文献记录当中的文物款识，而非真正的文物款识。
证据不够充分。
如今周至发现的这块墓石，上头小小四个文字，彻底解决了关于华夏年号使用最早时期的几千年争议。
建元年号，不是追录。
因此中国最早使用年号的时间，应当是公元前一四零年，即建元元年。
而非许多学者通过文史资料认定的，公元前一二二年，即元狩元年。
这一点知识在很多人的眼里，当不了吃当不了喝，产生不了“利益”，无足轻重。
但是但凡是一个对华夏文明有着些许研究的人，就会知道这个问题是多么的重要。
年号，是五千年的中华帝国时代中国皇帝的专有产物，发起于中国古代新君即位时。
为了区别上一任君主，新君重新计算在位年数之制，后来人们把这记录年代的开始之年称为“纪元”，这个词，在汉语当中依旧属于常用词。
年号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一个政权对另一个政权表示称藩属、臣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用那个政权的年号，有一个专有的词汇来表示这件事情——“奉正朔”。
相反的，自立年号，代表着彻彻底底的造反。
年号承载着无数的历史事件，历代帝王遇到“天降祥瑞”或内讧外忧等大事、要事，一般都要更改年号。
因此它除了是文史研究者的时间线索，思维导图，还是中国历史中的，非物质的精神文化遗产。
说到底就是才取消几十年的东西，贯穿整个封建王朝时期的东西，学文史的人就不可能绕得开。
当年周至年纪还小，性子又跳脱，以为自己灵性得很但凡和文史有关的东西那是一点就通一学就会。
直到干爹逼着他背这玩意儿，真是叫他郁闷欲死，才知道这条路除了满满的乐趣，同样有各种咬人的蛇儿。
然后周至就犯贱了，和这些蛇儿杠上了。
“喂！想啥呢？”
“哦，没啥，想起当年你逼我背年表那些日子。”
“哈哈哈哈……”干爹笑得鼻子头更红了：“怎么样，到底还是没有白背吧？就这个拓片送去蜀都，你师公还不得办你个大招待！”
周至目瞪口呆：“你觉得这东西还能保住在夹川？”
“能保护多久算多久。”干爹连保护这词儿都用上了：“精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