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
我在巴黎已经待了七个多月。
长期留任的合同通过了。新的劳动合同从七月一日起生效，期限三年。薪资调整为巴黎本地标准，加上亚太区域项目的管理津贴——年收入大概是国内的两倍半。
不算财务自由，但足够一个人在巴黎活得体面。
顾瑜在我签合同那天下午路过我工位，放下一瓶红酒。
"恭喜。"
"又是买多了？"
她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秒。
"......是的。"
转身走了。
小黎在旁边压低声音："顾姐从来不喝红酒，她酒精过敏。这瓶是专门买的。"
我看了看那瓶酒——波尔多产区的，小黎说价格不便宜。
"替我谢谢她。"
"这种事你自己去说效果更好。"
"......别闹。"
"谁闹了？我这是给你出谋划策。"小黎摊手，"你在巴黎人生地不熟，需要一个本地向导。顾姐在这儿待了五年了——你自己想想。"
"我法语够买菜了，不需要向导。"
"你昨天在面包店把'一根法棍'说成了'一根大腿'——Claire，就那个面包店老板娘——她跟我说的，她笑了一上午。"
"......"
这件事我不想回忆。
但我得承认，在巴黎的这七个多月，我确实比过去二十八年的任何一段时间都活得轻松。
不是因为赚得多了。
是因为轻了。
那种长期压在肩膀上的东西——叫"责任"也好，叫"枷锁"也好——终于被我放下了。
不是扔掉，是放下。
放在一个我看得到、但够不到的位置。